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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到它--得有媒人，也就是拉红线的人，他(她)先和你们双方说哈～接着就是见面。

小见面--大见面

小见面：就是让你俩独处一室，亲人在外面等着。让你俩谈谈心，感觉一哈，怎么样。

大见面：也就是小见面成功的基础上才有大见面，当双方感觉可以，就有了大见面，也就是成了。男方要给女方一些钱当定礼，也就是这事定了。

订婚：一般由男方托媒向女方提亲，双方依家境相似，门当户对为佳，旧时经双方父母认可后，便用庚帖互换生辰，清算命先生“合八字”，占卜吉凶。如年度八字相合，即可订婚。正式订婚得“过红书”，又叫“过书子”。男方请媒议聘，女方提出聘礼品种数额后，男方按商定标准，准备聘礼。聘礼多少、质量好坏，由双方家境而定，没有确切规定。“过红书”由男方家选择吉日，先下十封全书给女方家长，再下柬请媒人。是日男家悬灯挂彩，焚香点烛，由执事先生书写“求允书”，媒人带着“敬请金诺”的红帖和聘礼送往女家。女方即回“慕允玉青”的绿帖。“过书子”后就可择期完婚，由男方托媒出面邀请女方喝一次‘哈亲酒”，双方言定完婚日期，并分头准备嫁娶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
：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旧时男女一般在十八周岁以上结婚。婚期选择双日子，以求吉利。婚期定后，女方置办嫁妆，称为“陪送”;亲友们赠送礼物，称为“添箱”。男方设新房，打制家具，铺新床，办酒席。婚期当天早上发轿，轿杆上放一只公鸡随带四色礼，回来时，女方给一只母鸡名为“跟轿鸡”，表示双双对对，回来时不走原路，沿途要燃放鞭炮。女方有送亲的，一般都是新娘的叔伯、哥哥、舅舅，送亲的称“上客”、“大宾”。喜轿回到男家时，新娘、新郎由宾相搀扶，双双拜堂，先拜天地祖宗，再拜父母双亲，最后新郎新娘对拜。拜后，由家人在地上次递传送麻袋称为“传代”，为新娘铺路到洞房。另有撤帐人端起放有五谷杂粮、枣子、铜钱的箩筐，口唱撤帐歌，将筐中物品撒放在新郎新娘的头上，直到进入洞房。再用称杆桃开新娘的盖头，意为称心如意。合礼后新娘站在床沿边“装新”，这时闹房的便开始了。闹房时还唱闹房歌。唱词有“看新娘、贺新郎，一进洞房喜洋洋，左脚进门生贵子，右脚进门生凤凰”;“手打灯烛亮堂堂，看看新娘好嫁妆，高的柜、矮的箱，不高不矮象牙床，象牙床上卧鸳鸯，鸳鸯成对，凤凰成双”。新房内充满欢乐和诙谐。晚上还有“听房”的习俗。婚后第一天新郎新娘依次向长辈们行见面礼，并上坟祭祖。

回门：三天夫妻双双回门省亲，当天返回。六天娘家来人看望新娘，十二天娘家接回新娘，称“回门”。

算命是旧中国的陋俗，迄今尚未在一些地方绝迹。古代中国算命术是如何形成的，其“理论”渊薮又是什么，人们有不同的看法。

古往今来以算命为业者，多以战国时代的鬼谷子为本行业的祖师。据《史记》中《苏秦列传》和《张仪列传》记载，鬼谷子是纵横家苏秦和张仪的老师；裴骃的《史记集解》又介绍说，此人隐居阳城(今河南登封一带)的鬼谷墟，因以地名为号。还有人说他的真实姓名叫王诩，一名利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子目·术数类二》引述有关记载：西汉初年的著名“卜者”司马季主曾在壶山获得鬼谷子论“幽微之理”即如何推算“命理”的著述九篇，其后的算命理论都以此为嚆矢，最终由唐李虚中掇拾诸家，注释成集，并以《命书》传世云云。现代学人一般多认为这是李虚中托伪，有人甚至连“鬼谷子”是否实有其人也表示怀疑。但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上曾载有《鬼谷子》一卷，又《琴纂》称汉末蔡邕曾往清溪访鬼谷先生，所以也有人猜测汉代另有一位鬼谷子，《隋书》所载《鬼谷子》是其撰述。由于该书早佚，所谓鬼谷子开创命理学的传统说法，也就成了没法印证的无头案。不过撇除“鬼谷子”其人其书的真伪，认定算命术源起战国的看法还是有，依据是算命术中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理念，正是因战国时代阴阳家流推演完成的。此外还有从另一种角度的提法：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《日书》表明了战国时代是八字算命术的萌芽时期。那时专以生日所值的干支来推断人的命运，如：简877写着，壬辰日生的人，将来喜欢习武；简872写着，丁酉日生的人，长大了是酒徒；简1142写着，己巳日生的人，都是当奴隶的命，等等(金良年主编《中国神秘文化百科知识》，上海文化出

洪丕谟先生认为，中国算命术的起源，大概始于两汉。在东汉王充《论衡》的有关篇章中，不但提出了五行论命的依据，而且还已经触及到了生肖生克和夫妻贼害都是命的说法(《中国古代算命术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0年12月第2版)。

敦煌学家高国藩认为，包括王充对命的定义的解说在内，由先秦至两汉一脉流传的信命观念，以及占卜术、看相术和干支、五行、四时、五方、生肖等各种具体方术的产生与发展，都只是为算命风习起源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准备了条件，而真正算命术的产生是较晚的。在占卜、看相等五大方术极为流行之后，才在繁荣的唐代产生了算命术(《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》，河海大学出版社，1990年6月)。他还具体提出在敦煌发现的、运用十二时辰给人算命的《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第三十五》，以为“它充分展示了开创期算命法的真面目”。

张荣华也认为算命术的确立始自唐代，但又以为其承续脉络有二，一是对汉代阴阳五行观念的继承，二是交融了西方的占星术。外国的星象历数迷信，大约是六朝时随印度、西域的婆罗门教和佛教一起传来中国的。如宋王应麟称：“土星行历推人命贵贱，始于唐贞元初都利术士李弼乾，传有《聿斯经》，本梵书。”元吴莱解释说，“都利”即“都赖”，是一条河流的名称，西域的康居城就建筑在都赖，李弼乾即来自康居国的外国术士，所传《聿斯经》是印度的星命书。又《通考》上也记有《称星经》三卷，“以日月金木水火土五星及罗喉计都紫气月孛十一曜，演十二宫度数，以推人贵贱寿夭休咎。不知所自起，或云天竺学也”。罗喉计都云云，显然是外国字，可证是由外国传来。由此可见，源自中国古代的星象五行的迷信，加之以外国的星象历数的迷信，在唐代一起构成了算命术(《中国古代民间方术》，安徽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5月)。

无独有偶，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也认为中国古代算命术含有进口成分，并在其名著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中引用了“一份中国的算命天宫图”，断言这是公元二至四世纪的希腊生辰星占学中的十二宫(何兆武等译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第二卷，科学出版社、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)。对此，天文学史专家江晓原表示异议，以为这种图表虽然是用来算命的，却从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是西方式的“算命天宫图”，因为图中根本没有任何真实天体及其位置，其所以出现二十八宿等名称，是因为古代中国算命术中有将十二地支、十二生肖和二十八宿对应配套的习惯做法，这和二十八宿在天空中的真实位置完全是两回事。古代中国的算命术固然也是从人的生辰即所谓“生辰八字”出发，但只是用干支对该时点的纪录，并不是该时刻的星宫图，与实际天象没有任何实质上的、或者哪怕只是形式上的关系。根据迄今已发现的证据，可以初步确认：古代中国并未产生出“土生土长”的生辰星占学。在西方由生辰星占学来完成的算命功能，在古代中国是由四柱八字算命术来完成的。这种算命术形成的年代也相当晚——相传在五代宋初的徐子平(徐居易)手里才确立起来，所以四柱八字算命术又被称为“子平术”(《历史上的星占学》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，1995年1月)。

江氏在认定中国算命术形成于五代宋初、而且基本上无“进口”成分的同时，又引带出了这种算命习俗与传统的星占术有无渊源关系的问题。对此，一般研究者都认为有渊源关系，并以《周礼·春官》有关冯相氏、保章氏专管岁时星象以推测人事祸福的记载为其先河，而人们常用“五星子平”或“星相命理”等作为算命术的别称，也足以为据。对此，江晓原指出，这是因为中国古代较晚期的一些择吉、算命之书常喜欢在书名上冠以“星”字而造成的误解，比如明代的《星命大全》、清代的《御定星历考原》等书，所言各种择吉、算命之术，皆与实际天象及天体运行无关，根本不符合星占学的基本定义。总之，古代中国星占学的基本特征是“军国星占学”，由《史记·天官书》中占辞的分类统计可见，没有任何一类、任何一条不属于军国大事的范畴内，都不是针对个人事务而言。平头百姓的个人生死荣辱、悲欢离合等等，在中国星占学中没有任何位置(同上)。

上述各家的高见，都有载籍为依据，主要分歧在于如何辨识运用并加推论，同时也涉及到对“算命术”这一概念的定义理解，所以读者也有在此条件范围内参与争辩的资格。不过倘有新的史料如秦简《日书》、敦煌卷子之类的发现，自然又另当别论了。